生平


1854年1月8日(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日)嚴復出生于福建侯官(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)一中医世家。严复7岁入私塾读书,8岁时遵父命回家乡阳岐随胞叔严厚甫读经书,10歲時,其父邀请名儒黄宗彝来严复苍霞洲的家中教读。13歲時,由父母包辦娶了第一任妻子王氏,王氏的年紀不詳,不過比嚴復大一些。
1866年(同治五年),嚴復父亲病逝,学馆中辍,嚴復放弃走科举“正途”。
1867年(同治六年),入左宗棠設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,改名宗光,字又陵。
1871年(同治十年),從福州船政学堂毕业,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,先后在“建威舰”、“扬武舰”实习5年。
1872年(同治十一年),取得“选用道员”资格,改名復,字几道。
1877年3月(光绪三年二月)赴英国学习海军,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。
1879年6月(光绪五年五月)毕业于倫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,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。
1880年(光绪六年)赴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,任驾驶学堂“洋文正教习”,有学生黎元洪。
1889年(光绪十五年)报捐同知衔,以知府选用,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。
1890年(光绪十六年)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。
1891年10月8日(光绪十六年)严复获得“候选道员”官衔,事出有因:李鸿章在“办理海军请奖折”所附清单中提到:“直隶试用道吕耀斗拟请归候补班前补用”,“候补知府马复恒、鲍兰徵、严复均拟请免选本班,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”。
1895年(光绪二十一年)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《直报》发表《论世变之亟》、《原强》、《辟韩》、《救亡决论》等文,主张变法维新、武装抗击外来侵略。
1896年(光绪二十二年)创办俄文馆,并任总办,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;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;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《时务报》。
1897年(光绪二十三年)和王修植、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《国闻报》和《国闻汇编》,宣传变法维新;将《天演论》在《国闻报》报上连续发表。
1898年(光绪二十四年)光绪帝命嚴復来京觐见,阐述变法主张;改捐同知;撰《上光绪皇帝万言书》。9月《国闻报》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,被清政府勒令停办。
1900年(光绪二十六年)义和团运动爆发,嚴復离开天津,避居上海;参加汪康年、唐才常发起的“中国议会”,被选为副会长;创办名学会,讲演名学。
1901年(光绪二十七年)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,后任该局总办。
1902年(光绪二十八年)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。
1904年(光绪三十年)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,回到上海。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,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。
1905年(光绪三十一年)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,特意去拜访嚴復,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。回到上海,协助马相伯创办復旦公学。
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,任復旦公学校长,为该校第二任校长。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。
1907年(光绪三十三年)恩铭被刺,嚴復离开安徽师范学堂。
1908年(光绪三十四年)在北京任学部编订名词馆总纂。
1909年5月(宣统元年四月)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、福建省顾问官
1910年1月17日(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)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。
1910年(宣统二年)海军部授为协都统,后任资政院议员。
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,任首任校长;11月辞去校长职务。
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。发起组织孔教会,并以任为首领。
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。5月26日,任参政院参政。
1915年7月6日,嚴復与杨度、梁启超等10人同被委任为宪法起草委员。8月14日,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,倡导更改国体,嚴復列名于发起人中。
1916年,袁世凯死后,7月,大总统黎元洪命令惩办祸首,虽然嚴復不被通缉,但是他也往天津避祸。
1917年对张勋復辟表示同情。
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,回到福州养病。
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。
著作
- 專欄
- 《论世变之亟》,《直报》,1895年
- 《原强》,《直报》,1895年
- 《辟韩》,《直报》,1895年
- 《救亡决论》,《直报》,1895年
- 翻譯
- 《天演論》,赫胥黎,光緒丙申(1896)譯序,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木刻出版,清光緒24年(1898年),富文書局石印本,光緒27年(1901)(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以《天演論懸疏》為題在《國聞彙編》刊載。原著書名為Evolution and Ethics,1893初版,依1894年再版譯。)
- 《原富》(即《国富論》),亞當·斯密,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,清光緖二十七年(1901)10月(原著書名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,1776年版)
- 《穆勒名學》,约翰·穆勒,清光緖二十八年(1902)譯,南京金粟齋出版,光緖三十一年(1905);上海商務印書館,1913年12再版(原著書名:A System of Logic,Ratiocinative and lnductive,1843)
- 《群己權界論》,约翰·穆勒,上海商務印書館,清光緖二十九年(1903)(原著書名:On Liberty,1859)
- 《羣學肄言》(即《社会学研究》),斯賓塞,上海文明編譯書局,清光緖二十九年(1903),改訂版,上海商務印書館,民國四年(1915)(原著書名:The Study of Sociology,1874)
- 《社會通詮》,甄克斯,上海商務印書館,清光緖二十九年(1903)(原著書名:A history of politics,1900)
- 《灋意》(即《論法的精神》),孟德斯鸠,上海商務印書館,清光緖三十年(1904)至清宣統元年(1909)(法語:De l'esprit des lois,1748,譯依Thomas Nugent英譯本The Spirit of Laws,1750)
- 《名學淺說》,耶方斯,上海商務印書館,清宣統元年(1909)(原著書名:Primer of logic.1876)
- 叢書
- 《严几道诗文钞》
- 《癒壄堂诗集》
- 《严几道文集》
- 《严译名著丛刊》
- 《侯官严氏丛刊》
- 《侯官严氏丛刻》
- 《严侯官先生全集》
- 他人彙編
翻譯
- 译著
嚴復總共譯有8部西方作品,合称“严译名著八种”。嚴復對自己的译著頗有自信,曾在信中说:“且彼中有数部要书,非僕为之,可决30年中无人可为者。”。嚴復譯書的稿費大都用於償還債務。
- 誤譯
俞政曾在《严复译著研究》一書中指嚴復有多處「誤譯」,亦表示“严复一生著、译甚多。他在翻译西方论著的时候,常常掺杂己意,还要附加大量按语;有些译作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改编(如《天演论》、《名学浅说》):因此,人们把他的翻译作品称为「译著」。意思是说他的译作中的不少内容相当于他的著作,反映的是他自己的思想。”然汪榮祖在《重讀嚴復的翻譯》一文中則否定俞政的說法,表示俞政指出嚴復的誤譯,有的只是“意譯”與“直譯”上的區別。
大清國歌編寫
呼吁废八股
严复在1895年所撰的《救亡决论》中提出了“废八股”的要求,认为“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。然则变将何先?曰:莫亟于废八股”。严复认为,科举制度有“锢智慧”、“坏心术”、“滋游手”三大弊害,“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,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。长人虚骄,昏人神智,上不足以辅国家,下不足以资事畜。破坏人才,国随贫弱”。因此严复主张,如若不改科举、废八股,所谓练兵、所谓通商都只能是一句空话。“何则?无人才,则之数事者,虽举亦废故也。”
故居与墓地

軼事
- 嚴復一生不得志,或許跟他狂傲的個性有關。接替郭嵩焘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斥严复“狂傲矜张”,郭嵩焘提醒嚴復:“今负气太盛者,其终必无成,即古人亦皆然也”。
- 严复一生嗜吸鸦片,一直持续到晚年,1919年他在給兒子的信中写道:“以年老之人,鸦片不复吸食,筋肉酸楚,殆不可任,夜间非服药不能睡。嗟夫,可谓苦已!”
- 晚年的嚴復已經是一名保守派人物。他發起籌安會,支援袁世凱復辟帝制,又同情張勳復辟。他嘲笑胡適等新文學革命派是“如春鳥秋蟲,聽其自鳴自止可耳。”
- 中國民間流傳,當年嚴復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英國留學時是同班同學,嚴復是全班(?校)第一名畢業,伊藤博文得第二名。
- 這個故事最早可從劉復(劉半農)的詩集《揚鞭集》中找到,後來錢基博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、楊蔭深《中國文學家列傳》、蔡冠洛《清代七百名人傳》、《河殤》均引此說。
- 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写道:“(严复)光绪二年,派赴英国海军学校,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。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,伊藤博文、大隈重信之伦皆其选也。复得最上第……”。1989年10月7日北京《团结报》刊登《才子的不同命运》文章,仍沿續此誤。以上说法牵强附会,以讹传讹。
- 事实上,两人在入学年份、就读学校、专业选择上并无交集。严复1877年3月(光绪三年二月)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,1879年提前回国后,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;而伊藤博文于1863年入读伦敦大学学院,师从亚历山大·威廉·威廉姆逊,一年后(1864年)归国,回国后发现長州藩也被炮轰了(下關戰爭),即加入長州藩军队,反对幕府统治,主张“开國进取”,明治维新成功后,在木户孝允、大久保利通和细田道一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外交事务。
家族
研究書目
- Benjamin Schwartz著,葉鳳美譯:《尋求富強:嚴復與西方》(南京:江蘇人民出版社,1990)。
- 黃克武:《自由的所以然: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》(上海:上海書店出版社,2000)。
- 黃克武:《惟適之安: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》(台北: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,2010)。
